但问题在于，法官不仅生活在法律的理想世界中，而且也生活于各种规范兼而有之的日常生活的世界，法官处理活生生的案件，不仅要根据法定的、难以轻易更易的国家正式规则给案件提供判断是非的基本依据，而且还要紧扣民众和社会的需要，根据人们生活中的规范和常识进行判案。

所以，这里对国家法的形式合理性的分析，就集中在制定法上。主要处理宗教组织，宗教礼仪，宗教戒律等事务。

[16]徐勇也发现，农村中行政化村占60％以上。同时，也不能将他的国家法与制定法（Gesetzesrecht）等同，因为后者还包括为立法者所接纳的社会法和司法人员法。如果人们不是过份钟情于理想主义，无论是洋派的还是乡土的，似乎可以说，如同昔日养尊处优的自然法和今天人气不俗的民间法一样，国家法也确实不是什么绝代佳人，但处于此时此刻，相对上看．也别无他择。在解纷和处罚方面，捞油锅等神判、械斗、殴打甚至处死盗贼、毒打甚至处死强奸者或淫乱者、将淫乱者裸示游街、寡妇被强奸不受保护、以及种种残酷的肉刑和死刑等规定。从1978至1999年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了370多部法律和关于法律问题的决定，国务院有800多件行政法规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有7000多件地方性法规，而地方政府颁布的规章多达1．5万余件。

一种在当代作用日渐增强的民间法样式，尤是在农村。而制裁有效率更不容乐观，92年至97年，法院受理的执行案量每年呈大幅度上升趋势，从占结案量的约1／4升至约1／3，还有未申请执行的不履行判决的情况，有数据表明的对法院执行令的执行率也只为80％多一点。他认为，诠释学作为法律发现的方法，非常含糊。

通过一定的方法可以获得它，或者扩大一般法律条文的含义，或者通过阐明使个别的个案的意义归于一般。因而，这种法律诠释学与精神科学的任务——理解流传物没有什么关联。但他又强调，解释者不能使自己束缚于例如议会记录告诉的当时立法的意图，他须承认以后发生的变化，并据此重新界定法律的规范作用。法律解释不同于文学文本理解，而与对历史文件，神学文本，尤是宗教典藉的解释相似，它不是自由的，要受法律文本约束。

特别是德沃金（R?Dworkin）冲破英美分析学与欧陆诠释学长期相抗的壁垒，在其《法律的帝国》中接纳了诠释学。同时，哲学诠释学指明，表现为文本的解释假说，不是在规则引导的程序中发现，而是在生活实践中产生的，并表现为待理解的文本。

对于适用者而言，恰恰就是在讨论该规范对此类案件事实是否适用时，规范文字变得有疑义。只有经适用者解释后的规范才是法律，才能作为判决的准绳。[60] 本例分析及所用理论受考夫曼的启示颇多。或者说，非法携带硫酸集会可归于非法携带武器、管制刀具、爆炸物集会这一犯罪类型。

[61]对此，我以为，首先，类比既可作解释，也可作适用来理解，依本文的语境，它更是一种解释。反过来，文本又改变了解释者的观点，在加达默尔那里，理解从未是再现行为，而总是创造性行为。[16] Arthur Kaufmann，Rechtsphilosophie，1997，S．93－2． [17] 见黄茂荣、杨仁寿、王泽鉴、梁慧星等人的有关法律解释学和法学方法论著作。[14]虽然有关解释方法的讨论文献充斥图书馆，也不乏哲学语言学等非法学学科的交叉性支援，但百多年来对解释方法的认识无大的突破性进展，是喜是忧，暂不作结论。

[42] 注1，加达默尔，《真理与方法》，第395页。然而，法律解释学对于减少适用法律作出决定过程中的恣意妄为，为规范的实现提供了可操作的技术保障，此功能恐不能略过。

[35]例如，他认为，在严重抢劫含义上的武器，不是一个概念，而是一个类型（Typus）。个案与规范处在相互适应之中，它们必须通过一个积极的创造行为被等置，但等置的前提是，个案与规范虽不相同，但却相似，即在法之意旨上相似，在意义上存在同一性。

[20]他却认为，诠释学境况对于历史学家和法律学家似乎是同样的，因为面对任何文本，人都生活在一种直接的意义期待之中。法律诠释学，只是至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，受本体论诠释学的影响，首先在德国兴起。法官试图要认识的东西是法律的法权意义，而不是法律公布时的历史意义，或该法律任何一次应用时的历史意义。此一看法也与法官应受法律和法之约束不符。因此，利益也同时与理解相连。前者是对既有规范的解释，并承认其为断案依据，尽管所用方法不同，尺度不一，但还是有的放矢。

也许上述对刑法的诠释学尤其是类比分析不易为人所接受，那么，可暂且退一步。法律可能和允许不被明确地表达，因为法律是为案件被创立的，案件的多样性是无限的。

他说，法律者既不是在其历史关联中，也不是在社会学意义上把规范文本看作特定权威人士的产品，而作为对其判决有用的指示器。3．（应该的）法律诠释学的任务是使法律具体化于每一特殊情况。

参照在文学文本理解中要注意的几个重要结论，站在法律诠释学立场上，对法律解释当考虑到：1）法律文本不是一个自在的客体，这个客体在任何时候都传达给法律适用者相同的内容。为达此目的，法官须不断在理解过程中，努力获法律标准的权威含义。

类比的根据在于，同类的事情应作相同的处理，这是人类在处理事情时的基本态度（实际上，类比首先是被用于立法中，如刑法依同类客体对犯罪进行归类）。再如，也不能比照侮辱罪推出目前未予规定的性骚扰罪，尽管性骚扰现象已呈日益蔓延之势。[37] 力持哲学诠释学立场的埃塞尔（Joseph Esser）则将先见学说移入法律发现之中。Ulrich Schroth，Philosophische und juristische Hermeneutik，in：A．Kaufmann/W．Hassemer（Hrsg．），Einführung in Rechtsphilosophie und Rechtstheorie der Gegenwart，6．Auflage，S．349． [5] 狄尔泰，《诠释学的起源》，《对他人及其生命表现的理解》，分别载注4，洪汉鼎主编，第92页。

依法行事要求法官在作决断时，应先受导于法律规定的标准，在作评价时亦同。2．法律解释的对象首先是有约束力的文本。

当然，法律解释不排斥探究性解释，也就是法律解释同时面对真假与好坏两方面的问题，但优先考虑后者。具体化包含着创造性的法律补充行为，这是法官的任务。

对于加达默尔认为对于规范的内容，须每时每地都重新作出不同的理解，拉伦茨说，尽管各案不同，但不能容许因任何情况的变化，即刻对准则作出新的其他解释，否则，相同准则这一正义的基本要素，将纯粹变为幻想。1840年，他在其巨著《当代罗马法体系》（System des heutigen r?mischen Rechts）中，对当时德国法学中的方法论讨论作了总结，概括出了著名的、至今仍在沿用的解释四要素（Elemente）：语法的（grammatische）、逻辑的（logische）、历史的（historische）、体系的（systematische）解释。

． [56] 注13，拉伦茨，《法学方法论》，第217页。然而，很明显，前一处理这并不准确，因为乙的行为与甲的行为一样，同是参加集会，直接破坏的是社会治安管理秩序。的目的、意义－法的核心区域不再是 用。3．法律解释是规范性、首先是独断性解释。

律理由－以及多个解释，而是也 法律规范或整个法象类比一样，补充 律秩序的目的、意法律规范，续造法 义－正当理由－律：修正规范。考虑到本文主旨，这种总括只可简略，不免挂一漏万，关于中国的诠释学问题也暂不涉及，有兴趣者可查阅登载于《学术界》2001年第四期上汤一介先生等人的一组文章。

[2] 同注1，Alexander Ulfig，S．174。一些人说类比解释比类比适用更危险，因而应更坚持决地反对，理由是前者有普遍性，而后者是一次性的。

新的诠释学的知识，如解释不是单纯的接受，而总是创造性活动，也改变了法学的自明性，一如诠释学可从法学运用的方法中取得新的知识。[31] 注9，G?拉德布鲁赫，《法哲学入门》，第199页，《拉德布鲁赫全集》，第3卷，1990年。